以下部分文字的确与血泪相关。抖落半个世纪的尘封，追思那五十多年前的悲情，不为指控什么，也不为清算什么。什么样的指控与清算对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人类最大的悲情都于事无补，更何况那些还是中华民族全体国民的共同灾难！反思历史只为警醒现在，警醒现在只为造就将来。多么希望在我们倒计时的有限余生里能看到国强民富，中华大地上乾坤朗朗，月白风清。
随着一篇《悼念农友马亦平》的文章在互联网上的刋载，四十一年前客死他乡，以毁灭自我向世人昭示清白的马亦平自杀一案终于尘埃落定了。悲情虽已落幕，结局却摧人泪下。一对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夫妻，一个四位儿子济济一堂的兴旺之家，在那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荒诞岁月里，革命者被诬陷为阶级敌人，血气方刚的少年儿郎一个因公殉职、两个自杀身亡，唯一幸存的一位也漂泊异乡，与父母咫尺天涯，现留下九十四岁高龄的母亲在养老院里独自苦撑着风烛残年。至于揣测多时的马亦平骸骨之迷，最终以墓地里捡来的几块冰冷的石头替代了骨肉之躯焚化后的灵灰而摆放上祭坛、权且充当马亦平魂归故里的载体……三个儿子肉体生命的殒灭，夫妇二人政治生涯的断送，还有那没完没了的流放、关押、批斗、劳役等人身迫害与精神摧残，马氏家庭的际遇真是一柄利器，它戳穿那美丽的面纱，撕去那遮羞的伪装，血色地向世人展示：什么叫妻离子散、什么是家破人亡！
对马氏悲情的情难以堪，源于生我养我之家庭与马家有着相近似的际遇。今天在我父母共眠的双人骨灰盒里，父亲那格几乎是空置的，留给后人赖以寄托哀思的物件是几张父母青壮年时的合照。父亲的生命未能走到老年，父亲的魂灵也未能回归故里。在那一九五七年全国“海选”右派的运动中，过于仗义执言的父亲终于在劫难逃，他经地方法院的判决，领受了五年普通徒刑却被发配塞外青海省（那可是国家流放政治犯与重案刑事犯的规格）父亲离家时是通过司法部门履行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后再发配青海省的。一九五九年，父亲逝世时却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向我们家属发布他已死亡的信息。在一张母亲邮寄毛毯给父亲的包裹退邮单上，无法投递的原因最后一栏里“收件人已死亡”的空框内，邮局工作人员以血红的笔迹在那里划了一个骇人的弯勾。尽管此事母亲未能与我细说，（其实她也无话可说）我已隐约觉得我家的天空已经坍塌了，父亲与我们的距离再也不是广州至青海那四千多公里的地域间隔，取而代之要使用的计量单位将是“光年”。“光年”所及之处，是那样地遥不可及！接下来的当务之急自然是查询父亲最后的归宿、了解父亲死亡的真相。母亲倾尽了浑身解数，也有一些深谙司法之道的人士予以我家很给力的支持，才在我们的申诉查询材料寄至最高人民法院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由青海法院书面答复了几句冷冰冰的话。说的是某年某月某日父亲突患暴病身亡，遗体在亡故的当天就处理完毕。（至于细节如何？埋葬的地点在哪？经手人与见证人是谁？一概不作任何说明）唯一沾点人味的是最后一句——家属如需前往收拾或处理遗物的话，他们可以联系接洽。那时母亲穷得一贫如洗，根本无法筹措那天价的盘缠，那时我们姐、妹、弟分别是9岁、6岁、4岁、2岁四只嗷嗷待哺的羔羊，那时资讯落后、信息闭塞、离开广州城区后人们便两眼一抹黑……天时、地利、人和与我家毫不相干；人力、物力、财力众条件我们无一具备。对于血脉相连但已走向天际的父亲，除了放弃，孤儿寡母的我们还能怎么着？以上就是在我父亲的骨灰格里既没有灵灰、也没有遗物、只有几张父母青壮年时的照片的由来。
以上的文字，牵涉两个家庭的劫难，其辛酸的程度，确实与血泪相关。抖落半个世纪的尘封，追思那四、五十年前的悲情、不为指控什么，也不为清算什么。什么样的指控与清算对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份人类最大的悲情都于事无补。更何况两个家庭的际遇只是千千万万个同类家庭不幸的缩影，那可是中华民族全体国民的共同灾难。许多年以后，国人才透过自家的切肤之痛逐渐有所醒悟：所谓的政治运动、其实就是政治争斗，就是始作俑者拉阶级斗争的大旗作虎皮，实行的却是山头逐鹿、帮派争斗与权力倾轧的勾当。弃国计民生于不顾而热衷内讧的结局，自然是国家贫弱、生灵涂炭与民不聊生。于是该求学者无书读，该就业者无工做，狭窄的城市空间滞留着一大批随时能引发火山爆发的年轻人。不将他们流放到广袤的穷乡僻壤、当局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安置措施？被流放者的名单来得非常顺理成章，自然大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的子女。这就是知青运动出现的历史渊源，这就是知青群体的社会地位低下至“另类”，十多岁的少男少女沦为替妈顶罪、替爹服刑的劳动改造对象的根本原因。
知青运动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就是国弱民穷、生产力低下所派生出来的怪胎。先天的畸形注定了它的发育与发展不是残疾、残缺就是残暴。登峰造极之时以清理阶级队伍及六六、六七、六八连续三届学生全部流放到老、少、边、穷地区为之最。时光走过四十年以后回眸历史，才发现那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回光反照，祸国殃民余毒甚嚣尘上的日子。由一条反动邪恶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作祟，把现实存在的太多的屈辱，太多的不平，太多的痛苦……催生得更加妖魔化了。
司前农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其实搞的就是人人过关。批斗谁不批斗谁全凭工宣队当家人的心情而定。那些从农场冲出广州、韶关、始兴各地的文革运动积极参与者全然成为瓮中之鳖；那些因条件所限不得不逗留农场的安分守己者也都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恶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马亦平就是最典型的一例。那天早晨还从陈洞下山参加别人的批斗会呢，晚上、那走向不归路上的野百合就频频向他招手了。令其至死的原因是匪夷所思的“以沉默寡言的抵触情绪对抗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本来人们只知言多有失，祸从口出的道理；岜料还有言哑有罪，祸从口纳这么一说。世事之奇，真是令人长进了。
马氏离世后工宣队在全场范围内对其自杀行为及临别遗书展开了规模不小的围剿和批判，并美其名曰肃清余毒。于是乎在农场大、小各种会议上，凡与会者必须轮流表态，凡表态者必批“反动遗书”。然而在一番慷慨陈辞之后，人们往往发现发言者肢体及面部语言所显示的信息是另外四个字——兔死狐悲。兔死狐能不悲么？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上山下乡背景，近似的家庭出身，近似的家庭际遇……太多的“相同”和“近似”是一支基调悲凉的《同一首歌》，歌者心中其实再清楚不过：同伞怎能不同柄？类人怎能不类命？同歌又怎能不同调呵！黑×类的孝子贤孙们随时随地被发难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这种天经地义理论的指导下，各种荒诞怪异的闹剧争相异彩纷呈：
有人家庭成份是地主，地主家庭的当家人是祖父。地主祖父深知自己大限已到在劫难逃，竟以自杀了断自己生命的方式希企能谢罪于天下，并为儿孙开脱孽债。谁知斗红了眼的民众觉得不斗不足以平愤，就此放过地主一家实在是太便宜他们了，于是拿老地主之子（司农某农友之父）顶罪判刑收监劳改。司前农场工宣队也一再助纣为虐令老地主之孙（我们的农友）多次交代祖辈的“罪恶历史”，深刻挖掘反动的思想根源,彻底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才予以过关、解放。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的恶行，竟然在新中国的大地延续。
也有人父辈是地主，家庭一再被清算、被查抄、被掠夺再三。破败、潦倒、赤贫象恶魔一样纠缠着这早就家不成家的所在。该农友慨叹自己命运的凄苦，怨恨枉担了地主出身的恶名。他甚至觉得自己一家子生命卑贱的程度有如一小撮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荡散落在满是砂砾、碎石的不毛之地上苦苦求生……而自己偏偏是众多种子中最倒霉的一颗，竟然落在石头缝里，求生很难，求死不易。因此经常出现在该农友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为此，该农友被工宣队冠以“宣扬反动的缩命论”为罪名遭到批判及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检查。
还有人在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挖掘所谓反动思想根源时，为表示自我教育的诚恳，自我反省的深刻，因而主动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一番点评与批判。不料却以一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即使是三岁的小孩子也懂得不能被别人抡去手中的糖果”。而荣登“世界观极其阴暗”的宝座。由此三番四次地检查、批判、交代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为才算了结。清队运动的推手们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道行可见一斑。
当然，工宣队的策划者们也不都是常胜将军，他们也有遭遇滑铁卢的时候。无耻地公开别人档案中的隐私，企图以男女关系的不雅材料来打倒别人。摆出江湖上鸣锣呐喊的场景，叫嚷着“好戏还在后头”……却又无声无息，讪讪地收场。当然这种结局并不意味着“查无此事”或者无把柄可拿。而是因为工宣队这次整治的对象来头很硬：其老子既是革命干部，又正处于红红火火的职务上升期。因而事情就不能不不了了之了。
以上列举的五个例子，均以当年司前农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事实为依据。被批斗者与被开脱者都不存在所犯错误是严重还是轻微的区别，该斗还是该放的关键词是当事人的家庭出身是“红”还是“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不折不扣的一条反动邪恶的血统论。
反思历史只为警醒现在，警醒现在只为造就将来。多么希望在我们倒计时的有限余生里能看到国强民富，中华大地乾坤朗朗，月白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