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远离场部——“新闻中心”，在陈洞连队放牛班放牛。秋收大忙后，我在传闻中得知农场来了一位新领导，还未有机会与此人见面，只是隐约感觉到新领导来了之后，农场从各班抽调去支援始兴县地方工业建设的人员比往年多了许多。

    我们放牛班七人管三十头牛（其中两头黄牛是在陈洞出生的），每天（除一人轮休外）朝夕与牛相处，忙得不可开交，人员己经不能再少了。一天又有传闻：“农场要解散”。但之后又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文革时期“新动向”多如牛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听听就可以了，何必当真！然而，其后连干部却传达新场领导精神：“要在陈洞打泥砖盖瓦屋，要立刻选定打泥砖的位置”。当时我私下讲：“打泥砖盖瓦屋大可不必，太劳民伤财了”。想不到两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一位连干部跑来紧急通知我：“不要去放牛了，马上赶往场部，新领导指名道姓要约见你”。真的是丈二和尚，让人摸不着头脑！

    待我从陈洞翻山越岭赶到了江草地农场场部，被验明正身后得到了新领导的一阵教悔：“我十八岁就当上了连长，带过不少兵，兵法略知一二。你们当部下的要理解上级领导的意图，要理解上级的领导艺术……等等”问：“懂了吗？”答：“懂了！”又曰：“那就回去好好放牛吧”。我在回陈洞路上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在茫茫大海上有一艘无论如何也会立即沉没的铁船，在其无法打开的封闭船舱内熟睡着一群人。你是要叫醒他们呢？还是让他们继续熟睡呢？我回到了陈洞，连干部与农友们都关心地问：约见得怎样？我只能讲今天天气哈哈哈、要好好放牛之类的话。因为，我虽然弄清楚农场领导人的意图及其领导艺术，但是回答不上鲁迅先生的“熟睡与清醒”问题。说也奇怪，从此以后连队中再没有人谈论打泥砖的事了，反而安排更多人挑谷下山。也许，新来的场领导开始认识到他现在指挥的是些什么兵了。

    我们陈洞放牛班工作雷打不动，因为三十头牛是农场一笔不少的财产，而且牛每天都要吃草。就这样，全农场上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平平安安地渡过了本来应该属于非常时期的两个多月。一天晚上班组学习，各班班长与政工员重复传达连部会议精神，将场部“解散农场”的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人。顷刻间，我们前面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留在始兴当工人，二是到大旺农场当知青。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在一两天内作出选择，马上就要填表上报。太突然了！我们连写信征求在广州的父母意见的时间都没有。——纸包火的确是一门艺术，包火的纸在新领导精心策划之下定时地被火点燃了。

    散场马上进入倒计时，菜地里的蔬菜、食堂养的猪和鸡也提前成了我们的盘中餐。陈洞凡能搬得动的东西都要组织人力往山下搬，放牛班也不例外，全连每人一付木床板，在床板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并亲自扛下山去交到场部，要人人登记入册，我们放牛的人数只能从六人减至三人。一天黄昏收牛时，我在牛群前队引导着带头的大小海南、亚贵等从上陈洞下来，三十头牛时而在只能容一头牛通过的弯弯曲曲的小道上走，每牛占地约两米长，牛牛首尾相接的牛队，前队与后队就有六七十米之遥，山林间小路时而峻峭时而平坦，牛群时而规规矩矩时而打打闹闹。当牛群快到下陈洞时，我感到后队一阵骚动，回头一看，发现平时走在牛群最后面的大军阀正慌不择路地向我直冲而来，我急忙闪身让路。之后，发现常走在牛群中部的大霸王也向前冲了几步，看到我后就停住了脚步。然后引颈向天，摆出一个胜利者的姿势。以此同时，牛群前队路边拐弯处的树丛中传来了“沙沙沙轰！”的响声，不好！大军阀坠崖了。

    待我们将牛群赶回牛栏后，马上折回去找大军阀，最后在厨房后的山溪上游约五十米处的石壁下找到了。它卧在石溪旁，两条后腿己经不能动弹了，只能用铜铃般的一双大眼深情地看着我们。后来我们四五个男生拿来木扛企图将牛杠起，忙了老半天，最后发现大军阀就像一堆无骨的大肉团，在其上怎样找也找不到着力的地方。天色已晚，只能将此事由连部上报场部。第二天清晨，我们四五个人又来到大军阀处，围着它身边团团转，急着想办法。突然，我看到大军阀双眼流出了两行泪来！不久，来了几个男生，手里拿着斧头与菜刀。讲：“场部同意就地解牛，运往场部”。事到如今，我只能洒泪别大军阀。时间不早了，赶快到牛栏去，那里还有二十九头牛等待着我们去放牧呢。

    司农人：如果你在司前农场最后的晚餐里吃上了牛肉，那就是我们的烈牛大军阀。它献出了整个身躯，为我们壮行！

祝农友们农历蛇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