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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幸福系列之3第二页)

提供者:小C   日期:2014/8/19  察看次数:982

徐景安:什么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

2013-09-27 071

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根本原因: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绝对对立

社会主义倡导公共利益至上,反对资本利益至上,进而反对个人利益至上,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处于绝对对立的状态,于是从理论到实践进入蔑视个人利益、剥夺人的自由的误区。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根本原因。

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质是维护每一个个体利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与限制,这就是道德、制度与法律。然而,这种道德、制度与法律,一定不是建立在剥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严重错误。

一是把公共利益至上误为整体利益至上。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区别是承认还是否认每个个体利益,前者如股份制量化为个人产权,后者如公有制则否认个人产权。整体利益至上,就是以“毫不利己”“大公无私”为道德,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准则。导致以集体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为名,或者以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损害个体利益的现象大量发生。

二是把整体利益至上误为阶级利益至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而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成为消灭对象。苏联称工农兵苏维埃,中国提为人民服务,这就把“非无产阶级”、“非工农兵”、“非人民”排除在整体利益之外,进而剥夺这一部分人的利益。

三是把宏观经济管理误为实行计划经济。为了克服生产的盲目性,消除企业的利益动机,全面实行公有制,并由政府下达指令性计划,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物资,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实行统制经济的结果是,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经济活动低效。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这种模式与结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否认、限制以至消除个体利益,以实现所谓的整体利益至上。结果,社会主义没有给民众个体带来美好的感受,反而是普遍贫穷、没有自由,甚至造成大批人饿死、受到残害。严酷的事实证明,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至上,不仅不是人类的天堂,甚至成为地狱。苏东解体与中国改革成为不可避免。

邓小平打破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桎梏 开启价值社会主义

质疑并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结构,开启价值社会主义的第一人是邓小平。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邓小平总结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问题的原因时指出:“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他还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结论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

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关注个体的物质生活。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城市推行企业制度改革,鼓励发展非公经济,引领中国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转折。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关于计划经济的戒律,在所有制问题上为引入非公经济提供了策略上的依据,但没有取得理论上的突破。支持个体追求财富的动机与行为,但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冲突。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一党领导模式提出了批评,但没有来得及启动政治改革。

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但他毕竟打破了旧社会主义的桎梏,开启了新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

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确立发展第一的方针,在我国发展进程中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这一方针纠正了政治挂帅、忽视经济的错误倾向;它引入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它凝聚党心民心,谋发展、搞建设;它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它实现了与现代文明的接轨,融入了世界经济。

对于摆脱政治狂热的中国,对于温饱未解决的中国,发展第一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它在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干扰的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发展第一,就是GDP第一,项目第一,招商第一。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发展方式。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斜,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发展第一的方针也就带来增长方式的不合理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合理。

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为了克服经济第一带来的偏差,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改革,可是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对各级政府来说,发展第一意味着政绩提升、财政收入增加、项目支配权扩大,红色、灰色、黑色收入统有,具有不可遏制的利益冲动。GDP指标层层加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为此不惜耗尽财力、债台高筑,不少地方政府甚至达到破产边缘。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在发展第一中做大。

今天依然强调发展第一,是要反对什么倾向,倡导什么价值观,出台什么新方针?今天,几乎人人在谋发展、忙挣钱,可以说已到了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地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物质追求以外,没有了精神、理想、信仰、道义的追求,必然腐败堕落、道德沦丧。

当然,对发展可以解释为不只是经济发展,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以GDP为指标、作为政绩考核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什么时候作为过政策目标?今天,求发展就是搞经济、弄好处,钱到手就是硬道理,其它都是扯谈。中国人成了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官员、校长、教授、医生都不例外,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发展第一带来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已使党陷入深深的危机,除了输送权力与利益以外,没有了凝聚党心、民心的理念与思想。在攫取利益成了唯一选择时,腐败是必然的。

尽管对发展第一、GDP目标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人们期待有所作为,但一直未能出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在认知上,很多人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与前提,而忽视了为谁发展、成果分配的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第二、在利益上,发展第一为各级政府和特权集团获得巨大利益提供依据,要改变它困难重重;第三、在政治上,发展第一是邓小平提出的,应对这份政治遗产缺乏勇气与智慧,既想克服发展第一带来的偏差,又把发展第一作为不可动搖的方针,口号不断翻新,理念还是旧的。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与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必然重发展、轻分配;重经济、轻社会;重建设,轻民生;重物质、轻精神;重增量、轻存量;重招商、忙应酬,还要什么改革,能出什么新政?

如果说当年中国要摆脱政治第一的狂热,今天就要走出经济第一的误区。当年邓小平面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那么今天面对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时,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实行发展第一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作为第二阶段要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是发展第一。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发展是为社会公共利益奠定物质基础,但发展不等于社会公共利益。发展成果分配严重不合理,造成民众对改革怀疑、政府不满,怎么还是发展第一呢?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再次面对实行新政的期盼。邓小平领导中国成功地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经济第一的转折,今天就要实行新的伟大转折。新转折首先表现为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价值尺度的转变,从而提出新方针,推行新改革,最后建立新制度,树立新风尚。适应时代历史的需要,提出引领民众的新理念、新目标,这就是政治伟人的作用。

今天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方面必须继承历代领导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列入指导思想的名单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又必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推行新的改革,于是陷入“跪着改革”的困境。跪着是不可能实行新政的,但又不能与历史政治遗产决裂。为此,提出的新理念在意识形态上不被质疑,这是启动改革的前提。

普遍幸福主义:不能以大多数人的名义牺牲少数人

社会主义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究竟用什么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呢?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不是大部分人,更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实际结果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由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我认为,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最应该记住的,也是最需深刻反省的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追求的历史,社会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力量所决定。什么叫人心所向,就是符合人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归根到底是违背人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成为历史,归根到底是不符合人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取得成功,是迎合了人性。今天需要开启的新政,就是按马克思所说的“完全、自觉的”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标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否认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人作为一个类,就有与无机物、有机物,有机物中的植物、动物不同的特性。而人又分为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女人一定存在不同的特性。再往下细分,可按年龄分为老人与年轻人、也可按阶级分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性只是人性中的分支,用阶级性否定人性,为违背人性、扼杀人性的种种行为辩解,而把迎合人性、符合人性的进步加以贬低、丑化,硬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把社会主义引入万劫不复的罪恶理论。

社会主义应该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倡导的就是人类都能接受的普世价值,这才能成人类的共同理想,才能解放全人类。

那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区别于动物性,又包含动物性。因此,人性有善与恶。人的本质是指人与动物的区别。与满足生理需求的动物不同,人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愉悦、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人的本质属性就是追求幸福。

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人类的知识与文化都是为了求幸福。社会主义就是“完全、自觉的”把所有成员幸福作为终极目标的社会。幸福是个体的感受,以幸福为目标,就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利益与需求,就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党的利益为名忽视或侵犯个人的利益。强调所有成员幸福,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标,也就是为了防止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名,牺牲少数人的幸福。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为所有成员幸福创造条件,但实际生活中由于个体因素,幸福感有高低的区别,当然还存在不幸。

现在就可来解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以所有成员幸福为目标的国家,这就是幸福中国。

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是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追求自己的幸福方式。幸福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感、情感层面的愉悦感和精神层面的价值感。创建幸福中国,应该以有限的资源满足全体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鼓励从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与价值感的精神追求中获得幸福。

幸福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是: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的获利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织,走出以金钱为目的认知误区。

归纳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据此,我提出以“幸福中国”作为推动中国新转折与新改革的目标与旗帜。(编辑:周东旭)

(原文为徐景安先生2013年9月18日发表的《幸福社会主义论——解读中国梦》,凤凰网进行适当删减!感谢徐景安先生授权凤凰网大学问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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