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五位司农男生被分配到厂部木箱车间，也带来了在农场时重活累活抢着干的习惯，每天抬大木时，“搭一肩来”必有我们的份。清晨，有时由县车队派来装松香、松节油的汽车一下子来了七八辆，厂搬运班忙不过来，急得团团转的会计请我们五人帮忙。我们义不容辞地“露一手”，一辆又一辆地装车，直到八点整又准时地赶回木箱车间上班。

      刚到来时恰好厂工会准备分给每位职工一斤花生油，是员工们上半年的农业劳动成果（那年代物质极其短缺，厂在县水泥厂附近有一个小农场。）是否分给新来的我们，众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我们觉得：不给是应该的。后来我们每人分得了一斤，而不是半斤！我们成了松香厂的一份子。后来春节前食堂杀猪分肉，我们也就“见者有份”了。工会年终开会，讨论工会组织向有经济困难的职工家庭发放补助，我们每人都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初次尝到当企业主人的味道，我们成了松香厂的主人。

      一天，厂领导魏主任找我们商量怎样安排房间，省林业厅要分配牟天乐、郭素芳两名技术人员（夫妻俩，一家四口）到我厂来。还有，厂要建立一个卫生室。主任与我们来到了松香车间的一个杂物间，认为只要新开一个窗口就可以住上我们五人。不久，窗口开好了我们就将两人一间的宿舍让出来，高高兴兴地搬到杂物间去。很快我们与新来的技术员、卫生员成了朋友。之后，魏主任还几次问我：“住得习惯吗？还有什么要求？”每次我都回答说：“很好，比在农场时好多了”。其实，真的是很好，连这里的老鼠都比“光华轮”的智商高，（光华轮：司前农场陈洞生产队的茅草宿舍，老鼠在茅草堆上做窝、在房上相互追逐打闹，半夜三更冷不防地从上面掉一只老鼠下来打中你，也不是什么新闻。）它们居然在我床头装棉胎的松香箱里生了一窝鼠崽子，待到长大后一只只小鼠跳跃而出时才被我发现。而且此鼠辈们也有良心，只咬开棉胎一个小洞，棉花依然雪白，四周不留下半点鼠味！

      不单会计、主任常找我们帮忙，而且职工们有事也喜欢找我们。一天，肖光汉对我说，明天他家杀猪要我上午十点去帮忙。我看是星期天，就一口答应了。他家在县城东面的上围街，红旗镇（太平镇）的红旗大道东接上围街，走约两里后在路的右侧问人就知。“路在嘴边”我上午十时准时到了他家，只见门口蹲着一个戴老花眼镜的人，左手拿一只大猪手，右手拿须刨低着头正聚精会神地刮猪毛。我的一声请问，才使他抬起头来，发现他整个脸部满布烧伤的疤痕，双眼显得很大，他说是光汉的堂兄。不久，肖光汉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对我说，这是我的堂兄、是英雄。然后带我穿过前堂到了后堂的厨房，介绍给正在往灶里添柴草的他母亲认识，又匆匆地走了。我看他母亲约七十岁就问：“日本仔来过始兴吗？”她说：“来过！就在街上。脱了裤子叉开双腿站在椅子上，强迫我们妇女从下面走过。”她一脸蔑视地说：“那时我极少上街。”我又说：“现在好了。”（指杀猪）她说，猪是孙子们放学后一家一户地收集潲水回来养大的。我看见她己经非常疲倦的样子，就到前门找到堂兄去，很想知道英雄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马口事件”的英雄，编入了教材，我读过。而他对英雄并不感兴趣，却兴致勃勃地将猪手往厨房里送，并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的任务是陪你吃饭”。

      没事可做的我只好在村里四处闲逛，发现此自然村非自然而成，镇上宽阔的红旗大道延伸到这里农村地区并没有修窄，路两侧整齐地列着大小规格一样的一排排泥砖屋。闲逛回来后我在前堂向堂兄请教，他说这里是“农民新村”，是大跃进时干部拿着皮鞭强迫人们炸掉了地主的青砖屋，再建泥砖屋而成。说话间己转身进了后堂，不久他两手捧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黄豆炆猪手出来，我正想入后堂却被他使劲拦住。我问：“孩子们呢？”他说：“让他们在后堂吃饭吧。”

      我真是个“人头猪脑”！农村都是半夜起来烧水杀猪的，“上午十点帮忙杀猪”？如果是在司前，上午十点时街上的早市也都快散了！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吃完了饭，又怎样回到松香厂。只记得在回来的路上，脑海里不停地走马灯般呈现出的画面：灶前疲倦的老妇人、站在椅子上脱了裤子叉开双腿的日本兵、挥动着皮鞭子的大跃进干部、冲向火海的解放军战士、收潲水养大了猪替父还债而舍不得喝上一口肉汤的红领巾、马口英雄的一双大眼睛……挥之不去。（待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