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春节后，经过回流广州第一波——广州的社会议论压力：知青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大部分人又回到农场，开始了逍遥的日子，主要特征就是：无人派工、干不干活、随心所欲，没有饭堂、由小团体或个人自开小灶。
    刚回来，天气仍很冷，种下的菜还未长起来，在这过渡时期，我们只有在供销社买些咸杂过日子，随之，我们把“腐乳”称为“四方”、曰男儿口大食四方，“萝卜干”按形状当然被叫作“人参”了、补不补不与评说，“榄角”亦形象地说是“元宝”、图个如意吉祥……！附近的农民经常来我们树林灞探访，打听一些“新鲜事”，有时问及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亦有意无意地胡咒一番，毕竟广州话与客家话交流的差异，他们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地认为：广州学生就是“巴闭”，竟然可经常以“人参”做菜！
    一天深夜，“曾淑”领着一“湾塘角”农民来，高声呼唤“余炳”——当时我们一伙的总管兼火头，问有冇“人参”！欲醒犹梦的余炳竟答：“人参就无嘞！元宝仲有些少。”话口未完，吓得曾淑呱呱大叫，原来湾塘角有一老人将逝，其家人欲寻一点人参为其续续命，听说我们竟以人参作菜，特请“兴宁妹”做翻译，找我们求助，岜料结果………！幸好！那农民未听懂！